外刊扫描|宫廷情妇与妓院特工:隐匿于阴影中的女性

整理:周官雨希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圣经》中的夏甲、埃及艳后克里奥帕特拉、蓬皮杜夫人、德文郡的公爵夫人乔治安娜、安妮・包法利,这些或真实或虚构的女性角色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情妇。


加拿大学者伊丽莎白・阿伯特(Elizabeth Abbott)在写作两性关系三部曲时,把《婚外》(英文版原名《情妇史》Mistresses: A History of the Other Women)与《独身史》、《婚姻史》并列。作者在《婚姻史》就表明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婚姻“不过是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类权衡、折衷的结果”,从诞生时起,婚姻制度就带有致命的缺陷,因为它无法给身处其中的人“带来持久的新鲜感与激情”。正因如此,所以就有了《婚外》的存在。书中提到的众多女性,有些并不以情妇的身份而闻名,比如小说家乔治·艾略特,或思想家西蒙娜·波伏娃;更多的人或者世代背负着骂名,或者已经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中,比如伯利克里的情人阿斯帕齐娅、或希特勒的情人爱娃·布劳恩(Eva Braun)。


无需讳言,自婚姻的围城画地为牢起,婚外恋情的诱惑从未止歇。在封建时期的欧洲宫廷,拥有情妇是皇帝和贵族男子公开的秘密;而在中国,一夫多妻或妻妾并蓄也是有钱人家的常态,更不要说皇帝的后宫三千佳丽。


宫廷之外,买春卖春也极为常见。《圣经·新约》中,耶稣赦免了妓女玛丽·玛格达莱尼的罪行。中世纪神学家们也一直视卖春为一种必要的罪恶。圣奥古斯丁把妓女比喻成城市的排污管,对其采取禁止措施就像把排污管拆掉,城市里将污秽遍地。到了中世纪,这种宽容态度转而变成了压制和禁止,直到18世纪,卖淫业在欧洲各大城市才重新抬头。宗教改革锋芒渐消,人道精神高歌猛进。虽然妓女的地位依然很低,依然是见不得光的职业,但是却得到了很多社会人士的关注和同情。


本期外刊扫描将带领大家去到15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宫廷和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的巴黎,走近这些隐匿于阴影中的女性。


1


宫廷情妇与贵族人际网络


整理自:"Visibilis et Invisibilis: The Mistress in Italian Renaissance Court Society", Renaissance Quarterly, 1994.

作者:Helen S. Ettlinger


15世纪的意大利除了“文艺复兴”和群雄林立两个标签之外,还经常被称为“私生子的黄金时代”(Golden Age of Bastards)。以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和马丁内斯(Lauro Martines)为代表的学者,都曾批判过因私生子争权夺利所引发的政治动荡,却很少有人提及这些私生子的母亲,即那些君主的情妇。如此数量众多的私生子的出现,必然是由于男女双方以及他们背后所代表的家族势力的默契配合。一般认为,女方的家族保护人,比如父亲或兄弟,主要是通过联姻的方式换取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女性如果在婚前失贞,就会被视为是对男方家族的侮辱。然而在15世纪的意大利宫廷,任何贵族女子都不会因为和君主发生亲密关系而受到任何惩罚,甚至有很多已婚妇女都会公开通奸,怀上不是自己丈夫的孩子。受到君主青睐的女子,不管是已婚还是单身,都将公开被认可为受尊敬的女士。有的人甚至拥有自己的财产和权利,实现一定程度的独立,这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大部分女性都是十分奢侈的。更令人震惊的是,这种行为是被统治阶层各个名门望族广泛认可的,比起联姻,他们认为无需法律约束的关系更加灵活和方便。


情妇在各个时期各个地方都会存在,由于时代背景的不同,她们的生活状况也不尽相同,很难找出确定的方法进行研究。但她们唯一的共同点就在于,她们往往隐藏于历史的背光面,难以窥测其真容。后世对于十五世纪意大利宫廷情妇的了解,几乎都来自于有关她们的私生子的记录材料。


近代早期医学水平还很低,婴儿极易夭折。为了保证顺利诞下继承人,贵族权臣便会献上家族中的女性,参与这场子宫的赌博。一旦生下儿子,最好的结果是被正式认可,摆脱私生子的身份,将来继任为领主或君主。最坏的结果也可以在军旅或仕途上有所收获。若是女儿,则将成为家族联姻的工具。但不论如何,只要被君主接受,女方家族都会跟着“与有荣焉”。丰厚的利益回报导致男女关系极度混乱。君主们也丝毫不会限制自己的婚外性活动,不管女方是已婚未婚,是否是贵族,同时与几个女性交往。即便是最受宠爱的那一个(prima favorita,这里特指一个称谓,一般指公认的、与君主关系长期稳定的情妇),也随时都有被取代的危险。


当时的人用“妾室”(Concubina)一词来形容君主的情妇,只是单纯描述而不带有任何贬义。一般的情妇只会用家族名字称呼,即来自某某家族的妾室("the concubine of ...")。如果在称呼的同时加上了女子自己的名字,则说明她以获得了类似配偶的法律和社会认可。譬如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Francesco Sforza,穆齐奥·斯福尔扎的私生子之一,1450年颠覆米兰共和国,成为米兰公国的统治者)的母亲,就被称为“主母露琪亚,来自斯福尔特的妾室”("domina Lucia ipsius d. Sfortie concubina")。不同的称谓代表了不同的地位。而称谓的使用也就带有了某种政治目的。例如西吉斯蒙多·马拉泰斯塔(Sigismondo Malatesta,里米尼Rimini君主)的情人伊索塔·德伊·阿蒂(Isotta degli Atti),两人在1456年结婚后,众人都改称后者为“伊索塔夫人”("madonna Isotta")。但教皇庇护二世(Pius II)在给她的信中仍称她为妾室,就是为了表达自己对于两人婚姻的不满。


外刊扫描|宫廷情妇与妓院特工:隐匿于阴影中的女性
西吉斯蒙多·马拉泰斯塔画像


在所有的情妇中,伊索塔·德伊·阿蒂留下的材料最多,不仅因为她的私生子后来卷入了继承权的斗争,而且因为君主西吉斯蒙多对她十分宠爱,所以写了很多诗歌,甚至制作纪念币来见证两人的浪漫。通过这些材料,我们得以粗略地了解到伊索塔的一生。伊索塔出生于1432或1433年,她的父亲是一个富有的羊毛商人,母亲则是一位市镇职员的女儿。伊索塔有一部分贵族血统,来自萨索费拉托(Sassoferrato)家族,此家族的一个分支于14世纪初移居里米尼从事贸易。到了15世纪40年代,伊索塔的父亲已经成为西吉斯蒙多的贸易顾问之一。据一本用以纪念两人爱情的、名为《伊索塔之书》(Liber Isottaeus)的诗集记载,当26岁的西吉斯蒙多第一眼看到10岁的伊索塔时,就迷恋上了这个小姑娘。当时这位里米尼君主有两个关系稳定的女人,一个是他的第二任妻子,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的私生女保利塞纳·斯福尔扎;另一个是他的情妇,来自贵族家庭法诺(Fano)的范妮特·托斯齐(Vanetta Toschi)。范妮特已经为他生了两个孩子,生于1442年的罗伯托(Roberto)和生于1445年的康特斯娜(Contessina)。


伊索塔成为西吉斯蒙多情妇的具体时间无法确定。但可以肯定是的,当她15岁的时候,她已经取代了范妮特,成为仅次于妻子的存在。因为在1447年,她的第一个出生就夭折了的孩子,被葬在了圣弗朗西斯的马拉泰斯塔王朝教堂,与西吉斯蒙多的前任卡罗·马拉泰斯塔(Carlo Malatesta)使用了同样形制的棺椁。这实际上是承认了这个孩子继承人的身份,顺便确认了伊索塔的地位。西吉斯蒙多的三个女人讽刺地诠释了当时出身与婚姻的状况,范妮特和伊索塔都是合法的婚生子,却在家人的同意下开始了与君主的非法关系;而私生子保利塞纳,尽管出自米兰公国的皇族,也只能通过主流的婚姻方式成为家族利益的牺牲品。三个女人相互制约的关系于1449年保利塞纳去世时结束。西吉斯蒙多没有再娶妻,而是与伊索塔保持着情人关系,使她上升到了相当于正妻的地位。为了解决继承人问题,他同时赋予了范妮特的儿子罗伯托和伊索塔的大儿子马拉泰斯塔合法继承人的身份。


为了减少非议,西吉斯蒙多还创造了一套话语来捍卫爱人的名誉。在《伊索塔之书》里,有一首诗歌描述了伊索塔和她父亲之间的对话。父亲试图劝说伊索塔放弃这种不道德的欲望和关系,但伊索塔争辩说,她无法抗拒爱情的力量。这个场景当然是伪造的,无法抗拒的与其说是爱情,不如说是君主的意愿。西吉斯蒙多这样做,不过是在宣扬“爱情生于贞洁”、“失节并不比死亡更可怕”等言说,以此来保护女方以及女方家族的名誉。伊索塔家得到的回报远不止名誉的保护。她的父亲成为了君主的近臣,一直受到重用。1448年,她的兄长又被封为了骑士,同时获得了君主亲赐的银制装备。伊索塔也不需要为了侍奉君主而远离家族,在她哥哥1458年去世之后,伊索塔还继承了兄长的遗产。此等权利并非当时所有的君主情妇都可以拥有的。


外刊扫描|宫廷情妇与妓院特工:隐匿于阴影中的女性
伊索塔·德伊·阿蒂纪念币


但是,尽管西吉斯蒙多如此喜爱伊索塔,他依然无法忠于她。《伊索塔之书》里的另一首诗讲述了伊索塔向爱人抱怨,说他对自己的感情日益消退,反而和一个叫阿尔芭(Alba)的女人打得火热。事实也确实如此,伊索塔在书信中表达了对西吉斯蒙多和他的表亲阿瑞塔·佩萨罗(Aritea di Galeazzo Malatesta di Pesaro)恋情的不满。伊索塔还曾诉苦说,自己在宫廷里照顾这么多孩子,却没有几个是亲生的。按照当时的习俗,如果丈夫的情人身份比居于妻子地位的女人显赫,那么妻子就要负责照顾这个情人的孩子。虽然当时伊索塔还不是明媒正娶的妻子,但她实际上已经是唯一一个长期陪伴在君主身边的人。这种有实无名的尴尬处境到1456年终于结束。西吉斯蒙多与伊索塔正式结婚,此举大概是为了保证伊索塔的儿子能够顺利继承王位。


然而,这一举措并没有奏效。在西吉斯蒙多去世后,大部分人依旧支持范妮特的儿子罗伯托继位。罗伯托已帮助父亲打理政事多年,经验丰富,办事成熟,而伊索塔的儿子萨鲁斯提奥(Sallustio)年纪尚轻。而且本身伊索塔出身并不高,她和君主的婚姻在当时看来也并不合规矩。最终,她的两个儿子都在1471年被谋杀,里米尼君主的位置也只好交由罗伯托继任。伊索塔在里米尼的上流社会养老院里渡过了最后的日子,于1473年去世,享年40岁。死后按其应有的正妻之礼葬于圣弗朗西斯,与西吉斯蒙多和他的原配妻子葬在了一起。


伊索塔的一生是当时所有意大利宫廷情妇的缩影,而且是其中最为幸福的那一部分。大部分情妇的人生经历则与菲利帕·德拉·塔沃拉(Filippa della Tavola)类似:在与君主发生亲密关系后,走进一段由君主安排的婚姻,并由君主提供丰厚的嫁妆。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的母亲在已经怀孕生子之后,还是被穆齐奥·斯福尔扎(Muzio Attendolo Sforza)许配给了手下的一个将士。如果君主无法为情人找到合适的丈夫,就会给她一大笔财物,确保对方生活无忧。如果对方是有夫之妇,那么君主就会赏赐一些财物,或者向她的丈夫施压,以求给她一定地位的提升或保障。当时的女子对于男性来说,就是一件物品,可以交换、可以买卖。而对于女性来说,虽然她们很难按照自我意愿进行选择,但是事实上,成为情妇不仅不会受到过多的责难,反而会有巨大的经济回报,甚至社会地位的提升。 


地位提升、财富积累,凡此种种都让做君主或大贵族的情妇变成了被众多女性可以接受的策略。可惜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与君主相伴的日子只是黄粱一梦。梦醒之后还是要回归现实。因为情妇的未来发展如何,是由君主决定的;而私生子的地位如何,则是由他的母亲的地位所决定的。西吉斯蒙多有十多个私生子,但最后有继承权的只有范妮特和伊索塔的孩子。费拉拉(Ferrara)公国的尼可洛三世(Niccolò III)虽然有三十多个后代,但只有斯黛拉(Stella da l'Assassino)的孩子有继承权,因为斯黛拉来自一个从锡耶纳移民至费拉拉的贵族家庭。虽然只是情妇,但是出身高贵。而很有才华的米力阿德斯(Meliaduse),因为母亲是医生的女儿,所以无权继承王位。阿尔贝托(Alberto)和古罗尼(Gurone)则连骑士都当不了,因为他们的母亲只是一个女仆。由于出身优渥的婚生女常常成为献给君主的礼物,联姻的重任就落到私生女的头上,而且联姻的对象通常是其他贵族家庭的私生子。


在15世纪意大利的宫廷,以情人关系而非婚姻关系为中心,形成了一套复杂的人际网络。这套关系网只存在于统治阶级内部,成为一种公开的特权,对当时意大利半岛各国的政治和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在今天的历史叙述中,我们只记得那些君主或私生子们的明争暗斗,却不曾留心那些隐匿在阴影里的女性。


编者按:本文作者为便于读者理解,并能按图索骥地查找相关信息,在文章末尾整理了1350至1485年之间,有史可查的意大利宫廷情妇,涉及7个家族、19位君主和35位女性。因篇幅所限,本文只截取西吉斯蒙多的部分整理翻译。若对其余信息感兴趣,可查阅原文。


马拉泰斯塔家族

西吉斯蒙多:

  • 范妮特·托斯齐

育有:  

罗伯托,1441年出生,1450年8月被承认,后为里米尼统治者,与伊莎贝塔·达·蒙特费特罗结婚

康特斯娜,1445年出生,1475年嫁于红衣主教阿斯卡尼奥·斯福尔扎的侄子,克里斯托弗·达·弗利

  • 伊索塔·德伊·阿蒂

育有:  

乔瓦尼(Giovanni),1447年出生即夭折

马拉泰斯塔,1450年8月被承认

乔瓦尼,出生不久便去世,死于1459年

萨鲁斯提奥,1471年被暗杀

瓦莱里奥·加莱奥托(Valerio Galeotto),1452年11月被承认,1471年被暗杀

安娜/安托妮娅(Anna [Antonia]),1463年出生,1481年嫁于鲁道夫·冈萨加

  • 已故的乔瓦尼·达·博洛尼亚的女儿

育有

卢克蕾齐亚(Lucrezia),1447年许配给切科·奥德拉菲,1455年婚约取消

  • 姓名不详

育有:

潘多尔夫(Pandolfo)

玛格瑞塔(Marghertia),1452年11月被承认,后嫁于蒙托内伯爵,卡罗·佛罗泰布拉齐奥


2


妓院特工与性化写作的传递


整理自:"Prostitutes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1995.

作者:Pamela Cheek


在18世纪下半叶的法国,一个关于路易十五的情妇,蓬皮杜侯爵夫人的故事流传甚广。谣言称蓬皮杜夫人想到了一个了不起的计划来调节皇家生活的无聊。侯爵夫人建议警察机构多收集一些有关放荡生活的消息,用来娱乐国王。1747年,当蓬皮杜夫人的亲信,尼克拉斯·勒内·贝利叶(Nicolas René Berryer)成为监察长。警方进行整顿重组,其中重要的改变之一就是加强对巴黎卖淫的管制。只要卖淫活动在登记注册过的妓院进行,只要妓院老板可以提供有关员工和客户的书面资料,卖淫的活动就可以被默认容忍。但是,如果妓女不属于某个妓院,或者没有重要客户的保护,则将面临长达三年的监禁。而如果妓院经营者不愿与警方合作,也将遭到处罚,包括将其曝光和监禁。


根据当时留下的警察记录,在18世纪50年代和18世纪60年代,在巴黎仍然有至少7家妓院在光明正大的经营。他们的存在说明,只要遵守警察的要求,保持合作态度,就可以顺利生存。而警察们也经常到妓院巡视,和妓院老板攀谈,暗中观察妓院的客户,从妓女中搜集各种信息。对警察来说,妓院变成了一个“隐秘信息”交流传递的中心,他们还可以在这里了解到很多知名人士、神职人员,包括政府人员的性活动等信息。妓女则被他们戏称为“公众女孩”(filles publiques)。根据当时监察长的回忆录记载,路易十五一直“想知道法院和城市的丑闻轶事”,经常向他们了解询问。


外刊扫描|宫廷情妇与妓院特工:隐匿于阴影中的女性
蓬皮杜夫人画像


无论蓬皮杜夫人是否真的策动了妓院管理的新模式,无论国王和他的官员们是把这些消息用于政治讹诈还是个人享乐。谣言泛滥本身就反映出了民众的关注热点,包括专制统治者和警察监视网络的关系,它们对个人私生活的影响,以及由此引发的政府统治权限和合法性的问题。这个涉及到性话题的谣言广泛出现于当时的大众出版物上,每次都有添油加醋的改动,我们不妨把这一动向称为“性化写作的传递”。早在18世纪上半期,这种倾向就已出现。狄德罗在1748年就创作了一本哲学和色情小说《八卦珠宝》(les bijoux indiscrets),把遥远的东方作为故事背景,还革新了色情小说的语言表达。把各种话题与性话题结合在一起的言说方式在18世纪下半叶得到了极大地发展。很多文化历史学家在分析法国大革命的舆论前提时就注意到,很多皇室“丑闻”都是与性相关的。


当时大量的小报和地下写作,都在宣传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的性心理异常所带来的危险和影响。据称,路易十五过度的性欲和追求刺激的性行为,常常使他自己和他的情妇陷入脆弱直至崩溃的境地;而路易十六是人所共知的阳痿,他无法满足和控制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使后者也陷入一种非正常的行为状态。曝光国王身体的缺陷只是攻击王权的第一步,第二步主要是在强调,两位身体异常的国王心理必然有问题,导致他们在行使权力的时候常常会专断和滥用。写手们经常把路易十六比作以腐朽淫乱著称的波斯皇帝,讽刺他们无心也无力管理国家大事。第三步攻击则围绕财政问题展开。路易十五为了获得他的情妇们的青睐,总是过度纵容她们的欲望,自己的生活也是穷奢极欲。玛丽·安托瓦内特的贪婪和骄奢已经使国家陷入破产的边缘。他们的享受都要建立在人民的痛苦之上。这些宣传很容易地引起了广大群众的怒火,又因为它们最早以一种皇室丑闻八卦的形式出现,所以并没有引起监察机构警觉。直到18世纪90年代后期,法国大革命之后的警察才再次将注意力放在控制“淫乱作品”上。


前面提到的谣言也与大革命之前流行的、与王室相联系的“性化写作的传递”有关。这些传闻都为路易十五和他的情妇们放荡形象的塑造发挥了功效。但同时,它又与其他丑闻有着明显的不同。因为它明显地拓展了对统治者批判范围:它的枪口不仅对准统治者糜烂的性事,而且涉及到了一个相对较新的政治机构——警察,以及一个新兴的人口和刑事调查技术(它被视为可以监视潜在社会动乱的个人信息记录系统)。和其他攻击君主制的谣言一样,它通过对统治者身体的实物化和去神圣化,说明政府的非正当性。但同时它又保留了政府本身运作的特性,使“政府”成为一个独立而又虚化的实在。


这则谣言作为一种有关性的写作或可被称为色情写作。这类文本主要出现在以性和卖春为主题的出版物上,借助色情写作的方式使其要讨论的政治权利问题模糊化。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写作方式并不会引起人们对信息记录技术的攻击,而是会将关注点导向通过对性事的记录来控制个人的做法,并会自然地让人们将其视作旧制度下权力对个人的压迫和剥削的众多方式中的一种。


外刊扫描|宫廷情妇与妓院特工:隐匿于阴影中的女性
 2011年法国电影《妓院里的回忆》剧照


被罗伯特·达恩顿称为“斗篷下的记者”("under-the-cloak press")的查尔斯·德·莫亨德(Charles Thèveneau de Morande)是当时公认的丑闻和敲诈之王。他在自己的出版物《由一个不白的人编写的黑色公报》(Gazette noire par un homme qui n'est pas blanc, 1788)上也写到了这则谣言。他谈到了一个有名的妓院主人——古尔登夫人(La Gourdan)。她有一个记录本,详细地记载了每个来到她的妓院的客户。德·莫亨德告诫所有来到巴黎的人,必须要参透妓院的意义,明白“首都的妓院......是政治系统的一部分。”(les bordels de la Capitale ... sont d'institution politique.)他们本质上就是警察特务,为警察的报告提供信息。他这样写道:


有人说,是那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蓬皮杜侯爵夫人,想到的这种无耻的公告,目的是为了驱散她的情人的无聊。 


最终,这项任务交给了萨尔丁先生(M. de Sartine),掌权者给了他很大的信心和亲切的鼓励,每天他都要和秘书一起,从各种材料中整理出一份内容丰富的日志。朋友,你可以很容易地感到,君主和他的情妇们每天从这些日志里获得了多少他们最爱的欢愉;你能想见,这无耻的公告在毫无节制的杜巴里伯爵夫人的统治下将获得多少青睐,还有那些她可能做出的漂亮点评。


今天警察中尉不具备这种优势。


年轻的国王,道德的朋友,他本应拒绝这种可耻的记载并为其感到愤慨;他本该红着脸把它推开。


但是这些恐怖且贫瘠的档案并没有减少,因为它们可以补充警察部门人手不足的缺陷,并为许多事物提供了线索,暴露了几乎所有家庭的秘密。


德·莫亨德的文字不只是为了简单地介绍警务工作的过程。他是在暗示,警方将古尔登夫人提供的丰富信息改造成文字,只为激起统治者的性快感,这是警察在滥用职权;而且这些“成果”却只能由专制统治者独享。德·莫亨德的文字和狄德罗的小说一样,都具有明显的“性化写作”的倾向。


以今天的眼光看十八世纪的法国,可以清晰地区分开来的色情、哲学、政治经济学等等,都被广泛而杂乱地戴上了“哲学”(philosophie)的帽子。然而,对于当时的读者来说,他们必定会有自己的区分方式,如果单纯根据不同出版物的售价来判断,那么把复杂的政治问题投射到性能力、阳痿和出轨等与性有关的形象上,无疑是言说与收益并举的最好选择。当时的阅读人群在行为模式、生活背景上都有极大差异,缺乏同质化的读者。有些文章适合群体阅读,但有些文章只能私人传阅,与政治主张有关的共享阅读更是被严令禁止。在这样的条件下,性话题的光芒成了最好的掩护。如萨德所言,性的写作本身就是一种“大众快乐”(pleasures of the public)。对于18世纪晚期的作家,性与政治和公共问题就不可避免地联结在了一起。而警察、妓院与谣言的三角关系,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大革命前期政治行为、人民生活与公共舆论的复杂关系。



外刊扫描|宫廷情妇与妓院特工:隐匿于阴影中的女性



点击下方 蓝色文字 查看往期精选内容

人物|李鸿章|鲁迅聂绀弩俾斯麦列宁|胡志明|昂山素季裕仁天皇|维特根斯坦|希拉里性学大师|时间|121518941915|1968|1979|19914338地点|北京曾是水乡|滇缅公路|莫高窟香港|缅甸苏联|土耳其熊本城事件走出帝制|革命|一战|北伐战争|南京大屠杀|整风|朝鲜战争|反右|纳粹反腐|影像朝鲜古巴|苏联航天海报|首钢消失|新疆足球少年|你不认识的汉字学人余英时|高华|秦晖|黄仁宇|王汎森|严耕望|罗志田|赵鼎新|高全喜史景迁|安德森|拉纳・米特|福山|尼尔・弗格森|巴巴拉・塔奇曼榜单|2015年度历史书2014年度历史书2015最受欢迎文章


东方历史评论

发表评论

:?: :razz: :sad: :evil: :!: :smile: :oops: :grin: :eek: :shock: :???: :cool: :lol: :mad: :twisted: :roll: :wink: :idea: :arrow: :neutral: :cry: :mrgreen: